试论理学对徽州传统戏曲的影响

中国戏剧，根本上是来自民间，与大众的社会生活具有密切关系，地方戏的形成与发展更是离不开当地的民俗生活。戏曲对区域文化的反映，可以延伸到建筑、绘画、雕刻、书籍、民俗活动等其他有形文化中。
　　徽州有着戏曲艺术生存和发展的土壤，这里是明清两代戏曲频繁传播的地区，而徽州地方戏的产生与发展更可以追溯到北宋就盛演的目连戏《目连救母劝善戏文》，这出戏是由徽州人郑之珍写成，继而在这里长期演出，而目连戏的演出场所已经存在于徽州古村落中，目连戏与村落中的徽州建筑群形成如此和谐的关系，一定是有其必然的联系。作为一个区域的徽州是戏曲发 展和传播的土壤，作为该区域文化的物质形态——徽州建筑，它与地方戏所形成的关系，都是在徽州文化的覆盖下相继形成的。
　　程朱理学在徽州的影响尤为深远，徽州人特别推崇朱熹。朱熹笃信风水之说，正与徽州民俗传统相吻合，于是风水说对徽州建筑艺术的形成在精神层面上是有着直接的推波助澜的作用，以此类推，徽州村落数量的繁多和当地堪舆说的广泛传播，也是有共通因素存在的。中国戏曲形成于南宋，一是北方的大都，那里形成的北戏；二是浙江的温州，那里形成的南戏。从地域上看，徽州离浙江的杭州较近，而南戏在温州形成不久，就已经流传到杭州，所以南戏最先流传到徽州是可能的事情，刊刻于嘉靖十年（1531）的《率东重修程式家谱》卷二中，对程添庆所编写的《存孤记》和《射蜃记》的戏曲文本即有记载。上溯唐宋时期，徽派民居风格的形成与发展，一直到明末清初的基本稳定，可以推断：徽州建筑与地方戏的关系是在基本相同的历史阶段下形成并相互影响的，而徽州文化是它们持续发展的根基，在这个大的文化背景下有一条主轴，那就是徽州文化的哲学核心——新安理学，围绕着理学精神的二者——徽州建筑和地方戏，它们所能融为一体的原因，可以从对理学观念在徽州地区的影响来挖掘二者之间的关系。
　　徽州被称为“程朱阙里”、“东南邹鲁”，可见受程朱理学影响之深。由于朱熹祖籍徽州，理学在徽州得到了广泛而久远的传播，并且通过宗族化的社会机制，传播到民众阶层，使之根深蒂固。例如成书于雍正年间的《茗州吴氏家典》的序言中，就要求族人“宜读朱子之书，取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礼，以邹鲁之风自待，而以邹鲁之风传之子若孙也。”因此，徽州变成了“文公道学之邦，有不为歧路途惑者，其教泽人人心深哉”。[1]新安理学在南宋形成学派后，在元代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并于明初达到鼎盛阶段。一直到清朝中叶，因皖经学派的兴起，新安理学在长达600余年的发展之后，才势衰。理学的衰退并不代表它的消亡，精神力的渗透本身就是一股抹不去的文化烙印，理学力量的强大在当代社会中还可在乡村中有所发现，如安徽省黟县的宏村与西递、江西省婺源县的李坑村等多处徽州古村落中，还可以感受到理学精神对当地人文风俗的影响。
　　“儒道互补”、“儒道一体”是新安理学的哲学传统，朱熹继承了北宋理学大师们的学风和思想成果，将这套哲学体系带入到南宋，这在徽州建筑中已有所体现。徽州建筑的布局、形制、结构以及色彩等在很大程度上都反映了儒家文化。遵循着新安理学的哲学思想，徽州建筑与地方戏在很多方面都折射出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念。徽州地方戏的发展，所受理学精神的影响，具体表现在文本上，在文本上其更多的是偏于说教形式，这种说教对于民间百姓来说，起到了行为与精神上的规范作用。在建筑方面的影响，可以歙县棠樾石牌坊群为例，棠樾石牌坊群由明清经理两淮盐务的鲍氏家族所立。牌坊群计七座石坊和一座路亭，沿该村的道路建造。该牌坊群的形制规格严谨，它蕴含着沉郁的历史感与文化感。理学对于当地人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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